布衣宰相范纯仁：范仲淹家风滋养下的五朝儒者人生

　　北宋仁宗天圣五年的夏夜，南京应天府范府之中，李氏梦见一轮明月坠入怀中，随即生下了范纯仁。作为范仲淹的次子，他从出生起就被打上了名臣之后的烙印，却没有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，反而以“忠恕”二字为终身准则，在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朝的风云变幻中，两次登上宰相之位，以宽厚持正的为政风格，成为北宋中后期最受朝野敬重的一代儒臣。他的一生，是对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家风最完整的延续，也是北宋士大夫政治黄金时代的生动缩影。

　　少年苦读与孝悌传家的早年岁月

　　范纯仁天资警悟，八岁便能为身边的人讲解所学的儒家经典，小小年纪就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聪慧。因为父亲范仲淹的恩荫，他年少时就被授予太常寺太祝的官职，但他始终不肯以父荫入仕，坚持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。皇祐元年，范纯仁高中进士，朝廷先后调他担任武进知县、长葛知县，他却全部推辞不去赴任。范仲淹问他：“长葛县离家不远，你为何还要推辞？”他正色回答：“我怎能为了俸禄，容易离开父母身边，长葛虽近，也不能完全成全我的孝心。”

　　在父亲的影响下，范纯仁与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这些北宋初年的顶级大儒常年交游，不分昼夜勤学苦读，深夜在帐中就着油灯研讨经典，连帐顶都被油灯的烟雾熏得像墨汁一样黑。直到范仲淹去世之后，他才正式出仕为官，担任襄邑知县。他的兄长范纯祐身患心疾，他像侍奉父亲一样亲自照料兄长的饮食、用药，无微不至，有人举荐他去京城任职，他担心京城的环境不利于兄长养病，直接推辞了任命。兄长去世之后，他自己出钱为兄长料理后事，谢绝了地方官府的协助，不肯因公家的资源为自家私事谋利。他还继续父亲范仲淹的遗志，把自己的大部分俸禄都捐给范氏义庄，用来资助族中的贫苦子弟，自己的生活却一直保持简单，亲手写下《布衾铭》放在案头，时刻提醒自己“君子以俭为德，小人以奢丧躯”。

皇帝解释：“供养军队的钱粮全部来自百姓的田税，假如任由军马糟践百姓的农田却不许追责，税钱又从哪里来？”宋仁宗看完他的奏章，不仅没有治他的罪，还下诏从此将牧场划归当地县衙治理，地方官治理牧场的先例，正是从范纯仁这里开始。

　　后来范纯仁出任庆州知州，当地正遭遇严峻的饥荒，他不等朝廷的批复，直接下令打开常平仓放粮赈济灾民。下属官员纷纷哀求他先上奏朝廷，等批复下来再开仓，范纯仁说：“等批复送到的时候，灾民早就饿死了，这个责任我独自承担。”后来有人弹劾他上报的赈济灾民人数不实，朝廷派出使者前来核查，当地的百姓听说之后，昼夜不停争着把自己从官仓领到的粮食送回来，等使者抵达庆州时，官仓的粮食没有半点亏欠，百姓用这样的方式，回报这位真心为他们着想的父母官。调任齐州知州之后，当地民俗凶悍，盗窃案件频发，下属都主张用严刑峻法整治，范纯仁却说：“靠严苛的刑罚不可能长久维持管理，只会逼迫百姓变成刁民。”他把常年关押在狱中、等待补缴赃款的囚犯全部叫到公堂训诫，随后将他们全部释放，一年之后，齐州的盗窃案件比往年减少了大半。

　　朝堂风云：新旧党争中的持正砥柱

　　宋神宗即位之后，范纯仁被召回京城担任同知谏院。面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，他没有像很多保守派官员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反对，也没有为了迎合皇帝的新政一味附和。他直接向宋神宗上奏，指出新法推行过程中急功近利、搜刮民财的问题，提醒皇帝要留意那些看不见的民间怨恨，他引用杜牧的话向神宗解释：“所谓看不见的怨恨，就是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的民心。”宋神宗被他的坦诚打动，称赞他善于分析政事，命他整理古今治乱的史实，他随后写成《尚书解》献给皇帝，希望能为新政的推行提供历史借鉴。

　　因为反对新法中的过激举措，范纯仁最终被贬出京城，先后出任河中府、成都府路转运使等职，在地方上尽力修正新法执行过程中的弊端，尽可能减少新法给百姓带来的负担。宋哲宗即位之后，高太后主政，旧党重新回到朝堂，范纯仁被拜为同知枢密院事，随后两次登上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相位，成为北宋的宰辅重臣。他主持朝政期间，始终反对对新党官员进行残酷的政治清算，主张新旧两党摒弃恩怨、共同管理国家，哪怕自己身处旧党阵营，也果断反对司马光全盘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做法，认为免役法对百姓有利，不应该贸然取消。

　　晚年贬谪与忠恕一生的最终归宿

　　宋哲宗亲政之后，重新推行绍述新政，新党官员重新掌权，开始大规模清算元祐旧党。范纯仁因为上书为被贬往岭南的吕大防求情，触怒了哲宗，被接连落职贬官，最终以武安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安顿在永州。此时的范纯仁已经年过七十，双目几乎失明，接到贬谪诏令之后，他欣然上路，身边的儿子和下属都面露怨愤之色，他却毫不在意，一路上谈笑风生。有人劝他向皇帝上书自辩，他却说自己早年就已经年过七十，难道还要用隐瞒事实的方式，去换取苟安的机会吗？

　　宋徽宗即位之后，朝廷颁下赦令，范纯仁被授予光禄卿，分司南京，在路上又被加官右正议大夫，随后朝廷下诏拜他为观文殿大学士、中太一宫使，想要召他回朝任职。此时的范纯仁已经重病缠身，果断哀求回到许州养病，宋徽宗不得已准许了他的哀求。建中靖国元年，七十五岁的范纯仁在家中病逝，朝廷追赠他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“忠宣”，宋徽宗亲自为他的墓碑御笔题写“世济忠直之碑”。南宋建炎年间，朝廷又追赠他为太师，追封许国公。

　　范纯仁的一生，始终践行着自己“吾平生所学，得之忠恕二字，一生用不尽”的人生准则。他没有像父亲范仲淹那样主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，却以宽厚持正的为政风格，在北宋中后期激烈的党争之中，为摇摇欲坠的朝政守住了士大夫的底线。他从不是非黑即白的极端党人，而是始终以天下苍生的利益为最高准则，哪怕身处最残酷的政治倾轧之中，也从未放弃过内心的仁厚与公心，最终成为北宋士大夫群体中，最被后世敬重的一代“布衣宰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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